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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检察官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同时也是国家法律的实施者和国家法律尊严的维护者，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和维护法律及法律职业的尊严与公信力，国内外学者均有论述。本文以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作为出发点，从而引申出了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培植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因素，最后提出了培植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几点建议。论文主要参考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提出自己对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一点看法。
　　一、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
　　孙晓楼先生曾在其《法律教育》一书中指出：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地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他还说：“只有了法律知识，不能算作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损害社会，学法律的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孙晓楼先生的话道出了职业道德对法律人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法律职业道德修养是维护法律职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那么法律人才的法律职业道德如何培养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论理作为不同的两个概念却常被混淆使用，划清二者的界限有助于我们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关于二者的区别，我同学者沈忠俊在其《司法道德新论》中说道：“法律职业道德的含义包括了职业行为规范、道德品质和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因此其含义要广于法律职业伦理。”学者孙笑侠还将二者从实质层面和主观层面进行了区分，认为：“关于法律职业人当为或不当为之基准是职业伦理；关于法律职业人就法律职业伦理内容所产生的态度、心情、动机等即为法律职业道德问题。”
　　我们主张从义的角度将法律职业道德分为两个层面，即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和法律职业者个体的道德品性，前者属于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规范性要求，具有客观性，后者属于伦理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选择，品性，它具有主观性和个体性。
　　恩格斯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也就是说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当然也不例外，关于法律职业道德的形成，正如韦伯所说：“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引用韦伯的话旨在说明，任何职业，因其是人们长期从事的，有专门业务和特定职责的社会活动，有着独特的职业责任的职业纪律，因此形成了特殊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法律职业要求法律职业者有独立的地位和威信，不受外部力量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职业者可凭个人的主观喜好来决定案件，而是要受客观规范的制约，如法律职业道德准则。
　　二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现实必要性
　　韩国文在其《关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几个问题》中说：“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是全民道德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环节。”检察官作为法律人，其职业道德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职业道德发展好坏的标尺，还是促进我国以德治国方略得到落实的保障，因此检察官的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也就相应地成为重点，而不是盲点，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对检察官职业道德培植的必要性认识还不足，表同在多数法律院校没有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而且对法律职业道德进行研究的人也很少，司法腐败，司法人员违法犯罪现象在我国层出不穷，而美国的司法官员极少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在公众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形象，与其严格受到“司法行为准则”的约束是不无关系的，对于这一值得借鉴的方式，面对我国司法人员诚信缺失，遭受人民怀疑的社会站位，检察官是否应站在自己的角度做良心的反思呢？
　　二、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内容
　　法律信仰是法律职业道德的根基，有学者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当法律不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同，那么法治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而如果法律不被法律人所信仰，法律也就名存实亡，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和法律威信的捍卫者的检察官，如果不信仰法律，仅凭其喜好来决定案件，其捍卫法律尊严与威信的宗旨不就是个幌子吗？法律的威信何以存在呢？作为寻求和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检察官，应正确把握法律、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自己的理性所确认的价值尺度来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而这种选择的价值基点，是法律信仰。正像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所说：“法律是以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郭春涛在其《论法律人职业道德构成要素及生成环境》中说：“法律信仰是法律人基于对法律的认识，理解和领悟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神圣体现，是对法律的理性认同和全身心投入。”信仰是人们认为正确并坚定不移地始终追求的一种理念，检察官只有具有了坚定的法律信仰，才能承受一切来自外界的干扰，保持操守和独立性，可以这样说，检察官的法律信仰及其职业崇高感和成就感互为因果，检察官对法律终极价值的追求，带动其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有了这种动力的推动，检察官才能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获得职业崇高感和成就感，张俊华在其《法律职业内在道德规范解析》中写道；“而法律信仰，法律至上意识则表现为更纯粹的法律理性，渗透于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活动，并抵御个人偏见与个人偏执的侵袭。”为什么会存在司法腐败？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些法律人没有法律信仰，不具备法律至上意识，致使法律的崇高价值受到严重贬抑，而权力与人情得以凌驾于法律之让。我们认为，只有在检察官的内心树立一种法律至上的信念，忘记人情与权力，推崇法律的价值，凭内心的确信作出公正的决断，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
　　我国学者郭春涛说：“法律人的崇高的道德形象来源于科学的司法制度设计以及法律人自身的不懈追求。由于检察官担负着实施法律，维护正义的重大职责，因此社会对检察官寄予崇高的期许，这就要求检察官具有高度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并在言行上维护检察官的形象，正因为检察官所具有的崇高形象，才保证了其决断的公正性，反过来又加强了检察官的自律意识和对公正的追求，可以这样说，正是社会的信任与检察官的自律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推动法治的进步。
　　因为法律是面向社会的，要求检察官具有社会责任感，并使社会责任感与职业责任感相融合，这是检察官职业行为与活动的道德支撑点，张俊华在其《法律职业内在道德规范解析》中提到：“检察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他要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当国家利益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检察官应如何选择？解决这些冲突需要深厚的学养所孕育的法律智慧”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催生的道德勇气。”
　　公正的司法来源于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又与法律人的独立互为表里。正如美国享利，卢米斯能言：“在法院作出决断的瞬间，被别人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权力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院就不真存在了，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如果要让它的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真心存在，而非虚设，那么必须赋予法院独立审判权，并保障这种权力的行使不客外界的任何干预，就我国的检察官制度而言，在确立司法独立的条件下，要求检察官在人格上也独立，强调检察官在作出案件的决断时只服从法律的良知。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公正是个人的美德，然而对于法律人来说，公正是其基本的素质，“理想的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作为法律人的检察官也是如此，缺乏公正意识的检察官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检察官，检察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中立、公正，不得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发生任何关系，不得将个人的爱好，憎恶偏见带入司法审判过程，同时要求检察官追求正义的良心和品德。
　　四、影响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因素及建议
　　检察官的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门部分，没有职业道德的精神支撑，不可能建设成一支健全的，合格的检察官群体。而当今，法律人正陷于严重的诚信危机之中，法律人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运用者，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构筑者，其诚信是不应该被怀疑的！人们在痛心疾首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出现如此普遍的职业道德问题仅仅是法律人的自身素质的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深层次的因素？从作者提出的问题我们发现，不管是社会文化因素，公民法律素质，以及检察院体制建设因素都对检察官的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有影响。



起诉书认定的事实 ：
二0一年九月七日，被告人杨*在北京市宾馆**1050房间内，趁被害人丁*外出之机，窃取被害人丁*公司现金支票二张，后被告人杨*持上述支票于二0一一年 九月八日、二0一一年 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南苑支行蒲黄榆分理处支取现金人民币共计八万九千伍佰元。
二0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检察院以杨*犯有盗窃罪诉至法院，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审理中检察院量刑意见：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判决结果：
二0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法院判决：杨*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附：杨*涉嫌犯罪辩护词
尊敬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接受杨*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杨*一审辩护人，通过会见、深入研究全部案卷和相关法律，结合法庭调查，提出以下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一、定罪意见：公诉机关指控杨*犯盗窃罪的定性与事实不符，杨*的行为涉嫌挪用资金。理由：
（一）客体上：杨*擅自开支票支取的是丁*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并非丁*的个人资金。侵犯的是公司的财产权。
（二）主体上：杨*在公司中的工作内容涉财务及协助丁*。
庭审中杨*称：自己负责丁*公司资金的收付，同时负责保管支票、公章、密码器等物品，是经理助理或财务。同时有下列证据证实：
1、2012年5月23日杨*的讯问笔录第二页：
问：“你是否负责丁*公司的日常会计，有条件的使用公司的支票、公章、密码器等？”
（杨*）答：“虽然我没有与丁*签订正式用工合同，但他让我跟着他干。他是公司的法人，我应该是他公司的员工。每次丁*到银行办理资金业务时都带着我，并让我负责拿公文包，公文包内装有公司的支票、公章、密码器等物品。办理资金业务时，他让我负责操作。另外有事忙的时候，让我负责拿着支票、公章密码器到银行办理资金业务。我认为我是在做公司的日常会计工作，有权力使用支票、公章、密码器。”
2、2012年11月2日法院与丁*的谈话笔录，丁*承认：2010年、2011年间，在美居住期间，曾将包交杨*保管。
3、2012年5月22日丁*询问笔录第二页第3至5行，丁*陈述：“平时我去银行支取、转账都带着他去。他负责给我拎包，包内放着公司的公章、人名章、支票、密码器、营业执照等。”
4、2011年10月8日杨*发给丁*手机短信这样陈述：“等我拿钱回去八十万都给公司，以后我也不会再在公司工作了”。这份证据直接证明杨*在丁*公司工作。
5、2011年4月2日到2011年9月28日，杨*签的45张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存根都是杨*的笔迹。涉及律师费、差旅费、工程款、材料费等等五花八门。证明：杨*在丁*公司负责财务的收支。
6、2011年9月26日打印的北京农商银行结算证登录客户对账单显示：从2011年1月18日——2011年9月26日，丁*公司转出资金 66笔；转入8笔。业务如此频繁，每一笔银行业务，都要通过杨*办理。显然不是丁*所说的“和我办过公司的事情”。公司法人与丁*个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必须严格的区分，否则思维就会发生混乱。
从杨*为公司收、付款项，并以杨*本人名义在银行办理手业务。证明杨*的行为不是为丁*个人，而是在为丁*公司做事。
7、家里发现的杨*包里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单位转账结算证1张、空白转账支票1张、空白现金支票4张，证明：杨*确实为公司保管重要物品。
综上所述，上述证据，与杨*的供述相互印证，确实、充分，形成证据锁链。证明：杨*在公司中协助法定代表人丁*工作，内容涉及保管支票、公司财务章、密码器等物品，到银行办资金收支、转账业务，跟着跑融资，打字等以及丁*指示的其他事情。
（三）客观方面：杨*擅自开支票、支取现金归个人使用，利用了职务的便利。
丁*公司没有办公场所，丁*与杨*在京住东城区**宾馆。
2012年2月15日东城区**宾馆前台经理询问笔录第二页：
问：你们宾馆住宿的人员里有叫丁*、杨*的人吗？
答：有，这两个人都是我们的这里的长租房客户，有时两个人分着租房，有时候住在一间房里。
问：2011年他们来住过吗？住在那间房间里？
答：“杨*的房间始终是1050号房间，他是丁*介绍来的，丁*是从2010年就来我们宾馆住过，订的是长包房，有时候住1003号。”
2012年2月20日杨*询问笔录第二页：
你是如何盗取丁*的现金支票、财务章及法人人名章的？
杨*答：“时间应该是2011年9月7日， 就是“**宾馆”1050房间，我从自己的包内将公司的现金支票、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丁*的人名章拿出来，因为平时这些物品他让我保管，如用支票也是我帮他开具办理。但不经过他允许，决不能偷着、私自开具使用。这样我在现金支票上偷着加盖了公章及法人章，当时丁*外出游泳去了，不在房间内。”
正是由于杨*保管着支票、公章、密码器等物品，所以才有机会背着公司开支票，支取现金。起诉书认定杨*在“被害人丁*外出之机，窃取丁*公司现金支票两张”是不准确地。确切的说是杨*在保管、控制支票的前提下偷开的支票。
（四）主观方面杨*具有暂时使用公司资金的目的。理由：
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不是停留在大脑中的纯主观思维活动，它必然支配行为人的客观活动，必定会通过犯罪前后的一系列行为表现出来。
第一点：杨*用现金支票支取现金时，在银行手续签署了本人的名字。
第二点：在2011年9月15日用支票取出49500元以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公司。半个月后才离开公司。
第三：银行对账单显示，2011年9月26日，杨*偷着存回银行20000元。
第四：2011年10月8日杨*发给丁*的短信，承认挪用了公司的钱并承诺“万一这次失败，我也会马上把钱给公司的，公司不会损失”
本案认定为盗窃罪，杨*这四个行为是难以解释的。我们从杨*供述与犯罪时、犯罪后一系列活动的主客观一致性判断：当时杨*目的是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丁*的陈述也能证明这一点：
2011年10月31日丁*询问笔录第二页，丁*陈述：“2011年10月8日，我发现公司账户的资金都没了，这时杨*也给我打电话说他把公司的钱挪用了，用完再还我。”
2、后来主观上的变化
2012年1月31日杨*的询问笔录第6页：
问：“知道是违法的行为，为什么还要去做？
（杨*）答：“当时我觉得，我跟了他两年多，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偷着取走他7万余元心理上也能平衡一些。别的没想太多。”
这份笔录杨*的供述似乎与之前的短信存在矛盾。但仔细分析两者是一致的。从“7万余元”这个数字推断：这个想法产生在20000元存回公司账号之后或者在消费掉以后。从而引起行为上而出现逃避与丁*见面、联系。
69500元赃款，杨*于开庭前通过区法院退还公司，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案杨*的行为符合挪用资金罪犯罪构成，涉嫌挪用资金罪。只有这样，本案证据间的矛盾才能比较合理地解释。
二、量刑意见：建议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