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进出口及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管理规定
国防科工委 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令
第 10 号
现发布《核进出口及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管理规定》，自3月1日起施行。
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
外 交 部 部 长：唐家璇
外经贸部 部 长：石广生
二ОО二年二月四日
核进出口及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核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事务的管理，切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签订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以及与核保障监督有关的其他条约或协定规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进口和出口本规定附件一、二所列清单中的核材料、核设备、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及相关技术，以及通过其使用产生的特种可裂变材料和附件三所列其他对外核合作。
本规定所述“相关技术”，系指供应方在转让前与接受方磋商后指定的与核不扩散有关并专门用于附件一、二所列核材料、反应堆用非核材料的加工或专门用于对附件二所列核设备的设计、制造、运行或维护或与附件三所列其他对外核合作有关的技术数据或文件。
第三条 本规定附件二清单所列物项中有关浓缩铀生产设施、设备、技术，辐照燃料后处理设施、设备、技术，以及重水生产设施、设备、技术均属于核扩散敏感物项。出口此类物项应根据中国核不扩散政策及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控制。
第四条 凡涉及核保障监督的核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应报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委）审查。
第五条 禁止向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无核武器国家的核设施提供帮助，不对其进行核出口和人员、技术交流与合作。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六条 国防科工委负责对核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进行管理。其职责是：
（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协定，制定核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工作的管理规定；
（二）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
（三）就核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中涉及的重要的保障监督问题，商外交部、外经贸部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报国务院审批；
（四）掌握受保障监督物项的核进出口及有关对外核合作情况；指导涉及核保障监督事项的谈判；审查核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报告或申请，以及商务合同或合作协议中有关保障监督条款；办理有关的政府担保事宜；
（五）建立和管理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衡算与控制系统；组织研究和开发核材料衡算与控制的技术和方法；
（六）建立国家核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资料档案；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中国核进出口及有关对外核合作情况；
（七）培训保障监督工作人员，促进保障监督业务的对外交流。
国防科工委国际合作司具体承办核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事务。
第七条 国防科工委根据工作需要可委托相关机构，负责全国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衡算资料的管理和全国核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资料档案的管理，并在需要时派人陪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进行现场视察。该机构可就其受委托的业务同各受保障监督单位直接发生联系。
第八条 核进出口单位应根据进口和出口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本规定向国防科工委提交相应的报告或申请。
第九条 受保障监督单位负责本单位保障监督的日常业务，其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提出核进口物项及相关设施接受保障监督的方案，经其上级主管单位同意后，报国防科工委审查；
（二）确保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的物料平衡、不发生非法转用，并且受到必要的实物保护；
（三）填写受保障监督设施情况报告表，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统一格式，载明设施名称、地点、类型、能力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建立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账目，记录运进、运出、消耗、产生的核材料的种类、数量、同位素组成及其变化的数据；
（五）根据本条第四项所记录的数据，对受保障监督设施中核材料的种类、数量、同位素组成进行定期衡算，并作出相应报告；
（六）接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对受保障监督设施的现场视察，协助视察员起讫标记、清点实物、设置监视仪表、取样分析等，并将视察情况报国防科工委。
第十条 参与对外核合作的单位应根据本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向国防科工委提交有关的报告和资料。
第十一条 受保障监督单位的上级主管单位根据需要可设立管理保障监督业务的相关机构，研究审查受保障监督单位呈报的方案，指导和协调所属单位的保障监督业务。
第三章 核进口物项的保障监督
第十二条 进口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核进出口的政策、中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的保障监督协定的有关规定、中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中的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进口单位应在核进口合同谈判前，把拟从其进口的国家，以及进口物项（包括相关技术）的名称、数量，最终用户及最终用户是否具备接受保障监督的条件等事项预先报告国防科工委。合同谈判过程中如涉及保障监督问题应及时向国防科工委作出报告。核进口合同正式签署前应报国防科工委对涉及保障监督事项进行审查。
第十四条 进口单位进口本规定附件一、二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如供应方要求，经最终用户及其主管单位同意，可在进口合同中写明以下内容：
（一）进口物项及相关技术的最终用户和用途；
（二）进口物项及相关技术只用于和平和非爆炸目的；
（三）未经供应方同意不向第三方再转让；
（四）实施必要的实物保护措施。
第十五条 进口单位从无核武器国家进口本规定附件一、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如供应方根据该国与中国签订的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的有关规定，提出保障监督要求，经最终用户及其上级主管单位同意，报国防科工委批准后，可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将使用此种物项或相关技术的核设施列入提交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清单，并由国家原子能机构出具载有上述第十四条和本条中所载内容和所作承诺的书面担保文件。如供应方需要由中国外经贸部就进口物项的最终用户和用途出具证明，由外经贸部办理此种证明。
第十六条 进口单位从有核武器国家进口本规定附件一、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一般无保障监督条件；如供应方提出保障监督要求，应依据中国与该国政府签订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及其他双边安排的规定办理。在确属必要的情况下，经最终用户及其主管单位同意，报国防科工委批准，可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将使用此种物项或相关技术的核设施列入提交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清单，并由国家原子能机构出具载有上述第十四条和本条中所载内容和所作承诺的书面担保文件。如供应方需要由中国外经贸部就进口物项的最终用户和用途出具证明，由外经贸部办理此种证明。
第十七条 进口本规定附件一、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进口单位应在收到供货后15日内，将该供货的名称和数量（相关技术的主要内容）、供应国、最终用户等事项报国防科工委备案。
第四章 核出口物项的保障监督
第十八条 核出口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中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的保障监督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和中国同有关国家签订的核能合作协定中有关保障监督的规定执行。商务谈判中涉及到保障监督问题应及时报告国防科工委。
第十九条 出口单位出口本规定附件一、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其出口合同中应写明以下内容：
（一）出口物项及相关技术的最终用户和用途；
（二）出口物项及相关技术只用于和平和非爆炸目的；
（三）未经供应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再转让；经同意再转让的，接受再转让的第三方应承担相当于由中国直接供应时所承担的义务。
（四）该出口合同须经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后方能生效。
第二十条 出口单位向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的无核武器国家出口本规定附件一或附件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接受方政府主管部门应就中国供应的物项或相关技术以及通过其使用所产生的特种可裂变材料，向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出具含有下述内容的担保文件：
（一）最终用户和用途；
（二）只用于和平和非爆炸目的；
（三）通过其已有保障协定或新签订保障协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转用于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
（四）未经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事先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再转让；经同意再转让的，接受再转让的第三方应承担相当于由中国直接供应时应承担的义务；
（五）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文件，采取必要的实物保护措施。
第二十一条 出口单位向已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的无核武器国家出口本规定附件一、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接受方政府主管部门应向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出具含有下述内容的担保文件：
（一）最终用户和用途；
（二）将中国供应的物项纳入其已有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保障监督；
（三）未经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事先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再转让；
（四）对此种物项采取必要的实物保护措施。
第二十二条 向有核武器国家出口本规定附件一、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一般无保障要求；但当此种出口涉及到第三条所述敏感物项及相关技术时是否提出保障要求以及出口附件一、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是否要求接受方政府主管部门提供书面文件担保，应依据中国与该国政府签订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及其他双边安排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如接受方提出再转让我出口的本规定附件一、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该项转让须由原出口单位报原审批单位审批。
第二十四条 出口申请单位应填写核出口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出口申请单位从事核出口的专营资格证明；
（二）出口申请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管理人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三）合同或协议的副本；
（四）核材料或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分析报告单（当出口物项为核材料或反应堆用非核材料时）；
（五）最终用户证明；
（六）本规定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规定的接受方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的书面担保文件；
（七）审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五条 核出口申请单位在收到核出口许可证后，应在发货日前20天内，将出口物项（包括相关技术）的名称、数量、发货日期、最终用户和受货国家等事项书面报告国防科工委。如果出口物项是核材料，且数量小于本规定附件一所列之数量，应在发货日前10天内将出口物项的名称、数量、发货日期、最终用户和受货国家等报国防科工委备案。
第五章 其他对外核合作的保障监督
第二十六条 同无核武器国家进行核进出口以外的核合作的单位，应根据中国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政策、严格执行中国同上述有关国家签订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以及中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的保障协定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从事与附件三有关的对外核合作的单位，应在与对方签订合作协议前将协议文本报国防科工委审核，并在此种合作实际开始（或合作内容或规模发生变化）后30日内，根据实际合作的内容按照附件九所列格式向国防科工委提交相应的报告。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核进出口单位、参与对外核合作的单位、受保障监督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应严格遵守本规定。如违反本规定，未按程序及时报告或弄虚作假，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保障监督的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履行本规定的职责。如违反本规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滥用职权，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国防科工委会同外交部、外经贸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2年3月1起施行。
分析犯罪类型化研究中的民族身份
王胜宇
审视传统犯罪学，对犯罪现象进行过类型化分析。然而，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类型的研究与缺陷之一是忽视对民族身份作为标准的分类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既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分类问题，也是一个犯罪地理区位分析的问题。我对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的反思，将从对传统犯罪学分类的批判展开。
一、犯罪现象的类型化分析
犯罪现象可以根据刑法规范(侵犯法益)和事实特征进行分类。这是一种对犯罪范畴从刑法学和犯罪学两个不同侧面给出的不同回答。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学者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智能犯罪、风俗犯罪、破坏犯罪五大类型，也有分为危害国家安的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等类型。按照行为表现形式，一般划分为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按照行为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是违背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的行为，一般限于杀人、盗窃、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法定犯是违背行政法规的行为，因各国的立法差异而有不同。按照支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态，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按照行为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可以进一步分为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犯罪学更关注的是集团犯罪的典型形式——有组织犯罪，即其明确特征为三人以上为具体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按照行为人的人格表征，可以分为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单位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由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的单位犯罪应当不局限于刑法规范。按照行为人的职业身份，可以分为流动人口犯罪、农民犯罪、在职职工犯罪、失业待业人员犯罪、学生犯罪、农民犯罪、城镇居犯罪等。按照行为人的性别身份，可以分为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按照犯罪者是否有前科纪录，可以分为初次犯罪与再次犯罪，简称初犯与再犯。按照犯罪形成的特点，可以分为蓄谋性犯罪、突发性犯罪和连带性犯罪。蓄谋性犯罪是有预谋实施的犯罪；突发性犯罪是因情景突然出现而实施的犯罪；连带性犯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实施的与目的无关的犯罪。
二、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特点
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独特特征。它与汉族犯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比如犯罪类型、犯罪手段方法上，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传统侵财型犯罪、受风俗习惯引起的犯罪较为常见，犯罪手段方法上，暴力方法较常使用。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呈现如下特征：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犯罪相关系数大，犯罪主体中青壮年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犯罪不断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呈现上述特点是由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所决定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一个独特的原因结构系统：环境方面的因素，可以简化为：经济背景、人文社会、成长环境。经济背景方面，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重要因素；人文社会方面，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成长环境方面，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犯罪，这一分析，可以为少数民族犯罪中侵犯财产罪和性犯罪占据一定比例提供解释；一是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性格类型、人生价值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上分析少数民族犯罪的原因。
四、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价值
为何研究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传统的犯罪类型学长期忽视少数民族犯罪，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犯罪的特殊性。犯罪类型中，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在这些年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因素和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因素会与汉族犯罪存在差异，体现为相异的犯罪特征、犯罪规律，相应地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控制必须因引起特征、规律和原因拟定对策。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是对犯罪学理论的一个充实与丰满，使犯罪学理论更多地关注按照民族身份分类标准形成的类型。第二，犯罪特征是犯罪发生的规律性，不同的犯罪发生规律缘于不同的犯罪原因，要求不同的对策予以对应。少数民族犯罪呈现与汉族犯罪不同的原因，在犯罪对策上也应有所不同。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环环相扣，我们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性，目的在于寻求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犯罪的宏观对策固然重要，但是，具体类型的犯罪的治理、预防必须结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包括犯罪发生的地域、犯罪的多发类型、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犯罪的固有价值在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习俗、传统习惯与汉族相异的群体，犯罪特征、发生规律都有不同，犯罪的形成原因也有一定的差异。适应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征与规律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与法律，能更好地治理与预防这类犯罪。这方面，少数民族的罪犯改造研究已经存在专门著作进行研讨，但这仅仅是事后的“流”的治理。从源头上进行预防的专门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能够为少数民族犯罪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参考。这是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实践考量。第三，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是适应西部开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项济振兴计划，西部开发计划的启动会触动社会的方方面面。触点超越经济的范畴，对开发地区们的观念、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西部开发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西部欠发达地区中，民族地区分布较广，涉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杂居和部分地方少数民族聚居是西部地区显著特点之一。
民族关系问题是西部地区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民族习惯、照顾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以行政命令伤害民族感情，影响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西部开发的总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区域开发必须因地制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开发计划。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正是应对西部开发政策，“近距离”观测开发进程，对西部开发中可能引发的少数民族犯罪及时做好预测、防范和治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